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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平金川全传》鉴赏

    又名《年大将军平西传》。题“小山居士编次”,作者张小山,辽东人。四卷三十二回,光绪己亥(1899)富文书局石印本。

    《平金川》成书于光绪己亥(1899),讲的是雍正初年年羹尧(书中作年赓尧)、岳钟琪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故事。小说的特点是,在讲述史事的过程中,羼进了大量的神怪成分,亦即是讲史与神怪成分的并存杂糅。

    《平金川》是文人的独立创作,作者以本朝人叙本朝事,且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所以读来历史感颇强。作者张小山之祖父嘉猷,曾在年羹尧手下充当幕僚,著有《西征日记》两卷,小山演为说部,“所有事实,俱照原本,并无说诳”,似乎确属“志在于演史者”之列,但细按之仍大谬不然。此书所述,乃雍正元年(1723)平定罗卜藏丹津事,谓其时西藏五世达赖圆寂,众人各分党与,想立私人,匿丧不发。金川王罗卜藏丹津以送达赖后身为名,命葛尔丹为元帅,策妄阿拉布坦为先锋,攻打西藏云云,将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脱缁”(圆寂),其第巴(政务官),秘不发丧,又私立假达赖之事挪后四十一年,作为罗卜藏丹津起事的动因,已涉移花接木之嫌;而将和硕特(头目策妄阿拉布坦)、准噶尔(头目葛尔丹)、杜尔伯特(头目宰桑)、土尔扈特(头目单济勒)说成是罗卜藏丹津手下的四个部落,更是错乱颠倒之极。按天山北有厄鲁特蒙古,即明代之瓦刺,自其汗也先死,其势中衰,其地分为四部,曰: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后准噶尔汗噶尔丹兼有四部,统一天山南北及科尔多、青海等地,复以追逐喀尔喀为名,悉锐东犯。康熙皇帝于二十九年(1690)、三十五年(1696)、三十六年(1697)三次亲征,最后噶尔丹因其伊犁根据地为兄子策妄阿拉布坦所并,回部、青海亦相继叛去,噶尔丹穷蹙日甚,饮药自杀,是噶尔丹之死,早于罗卜藏丹津起事二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也不是和硕特部的头目,而是继噶尔丹而起之准噶尔部头目。康熙四十四年(1706),拉藏汗嗣立于拉萨,执假达赖送京,立新达赖六世,然青海诸蒙古又皆以拉藏汗所立之达赖为假,复别奉一达赖,迎居青海。康熙五十六年(1717),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藏,杀拉藏汗,幽其所立之达赖。至五十九年(1720),册封西宁所立之达赖为第六世达赖,派满汉兵及青海兵送往西藏,击走准噶尔兵,西藏平定。以上诸事,俱在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前。小说所写诸事,比较符合史实的,只有罗卜藏丹津于雍正元年率众内犯之前,确曾阴约策妄阿拉布坦为后援,青海与准部因而结成联盟(不是君臣关系),后罗卜藏丹津败,走投策妄阿拉布担,朝廷屡索之,不奉诏等几件事。张小山以本朝人演本朝事,而颠倒纰缪至此,是作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或缺乏严肃的写作态度吗?不是。因为他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小说。小说家独享的虚构的权利,允许他为了获取预期的艺术效果,可以不受编年史的拘缚,而将历史所提供的素材按照艺术构思的需要加以取舍、抑扬乃至挪移、捏合和改作。由于他借用了历史上确有的人、地、事作为捏合改作的材料,加上具有相当的捏合改作的本领,他笔下的“假历史”,就有了令人信以为实的力量。

    《平金川》前有惜馀馆主序,文曰:“余维古今说部,载实事者莫如《三国》,逞荒唐者莫如《西游》,类皆各擅所长,以成体例;独是书颇能综二者而兼之。”写青海之用兵,史料不敷应用,于是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诸事捏合于其中,但作者发现,即便如此,单凭史料的捏合,仍难有摄人心魄的艺术效果;然而,征西这样的壮举,又不免令人神往,为了满足人们阅读的愿望,也为了使小说更加摇曳生色,在“载实事”的手段难以胜任的情况下,作者只有走“逞荒唐”的路子。这一方面固犯有“戏不够,神仙凑”的通病,想以虚妄的神怪来填补史料贫乏所造成的空虚,但更应该积极地理解为是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替平常的事实。《西游记》在西行路上设置了八十一难,将西行的艰难险阻幻化为神奇怪异的神怪冲突,它的成功,证明了“逞荒唐”的合理性。《平金川》受《西游记》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这种以超自然的神怪因素来强化征西历程艰难困苦的尝试,应该说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存在价值。

    《平金川》虚拟了对立的两大神仙系统。斗争的双方都得到释道二教的支持,云谷子与安庆子本为师兄师弟,安庆子四个徒弟被云谷子所害,故特来报仇。此书较新颖之点在于于僧道之外,增添了回教与天主教的系统。书中谓回教雪山老祖法术高明,中国释道两教难以胜之,其原因盖在于道释二教的衰微凌夷:“大凡法术一端,教旺者法术愈灵,教衰者就不甚灵验。此方回教甚旺,所以他的法术利害。”为此,“必须得一个天下极盛极大之教,方能破他”,而这个天下极大极盛之教,就是天主教。小说以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观察宗教的盛衰,为神怪小说系统注进了新的时代气息。撇开作者对于天主教的褒美倾向不谈,小说写罗马教皇以为“行军以计谋为上,勇敢次之,若恃那道术,甚是无谓”,并劝双方神仙各自回山修行,不要干预人家别事,方为正理,就较有哲理意味,较之历来之神怪小说,在格调意境上超胜一筹。

    所谓神仙(包括他们的弟子),必定个个深通法术,神通广大,而法术,一般又离不开法宝。与斗勇、斗智相比,斗法在战争中出现,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发明和使用新型武器的问题。《平金川》中的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层层推进式的特殊的战争,而到了罗马教皇破了雪山老祖的冰结阵之后,双方神仙都退出了战争,于是进入常规战争的阶段。在特殊战争中频频使用的各式各样广有神通的法宝,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荒诞的超自然的手段,反映了人们掌握自然,获取自由的愿望(当然也不排斥一定程度上对于不易理解的自然现象的神秘和恐惧感)。有些论者以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道”而轻“器”的,对于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是鄙薄的,神怪小说中大量奇幻法宝的存在,至少可以证明上述论断并非无懈可击的真理。从本质上讲,几乎所有的法宝,都可以归结为人类对于常规的突破和先进技术的追求,因为这些法宝,都不是先天生成的:更生童子的电气鞭,要经过人为的修炼,才能产生神力;而所有的神仙灵怪之所以得道,更需千年以上的修炼之功。

    书中种种关于法宝的描写,在当时都是人类驾驭自然的幻想。这种幻想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思维活动的超前性,现代战争中的新型武器,有不少已经将法宝变成了现实。当然,这种幻想也不免受到愚昧因素的干忧,比如《平西传》中雪山老祖的几位女弟子,竟将头绳、裤带、秽布、脚带、绣鞋等物炼成克敌制胜的法宝,其中尤以秽布炼成的“胭脂巾”具有莫大威力,人皆经受不起,惟更生童子是个童男,所以不怕,但他无敌的电气鞭,也只得避其污秽云云,这类描写连同以猪狗血为灭邪秘诀一样,是幻想的邪路,也是一种“幻想的浪费”,不过这种浪费,乃是有用的赔件,这大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因为神怪的因素表现了人类驾驭自然,获取自由的愿望,使得神怪小说有向科幻小说过渡的内在根据。神怪与科幻的内部联系及其转化过渡之迹,在《平金川》中已见端倪。同古老的法宝相并陈的,还有许多新式的法宝,如机车、升天球、地行船、借火镜、机器人、强水、电气鞭等。这些法宝,又大都是由西洋引进的。西洋人钦天监正南怀仁的儿子南国泰,“能造出西洋机器及枪炮之类,人都叫他小鲁班”。他做的升天球,每个可坐百人,开安放火炮,威力无穷;他造的地行船,“式样宛如穿山甲一样,头尖,身阔,尾小,中部装机器,以便运动,每车可以坐百人,每时辰可走百里。先在本营掘一大穴,须深十丈,将车放在穴内,运动机器,便能在土内进去,如在地上行动一样。若要出土,将车尖往上一搬,便能到地面上了”。从思维方式看,如果说升天球、地行船还有其对应物即升天术、土遁术的启迪的话,那么,以光电化学等科学手段制造的法宝,就是完全崭新的东西了。南国泰将显微镜改作借火镜,用升天球升在半天,将镜一头向日,一头向着驻火药处,量准尺寸,度准远近,只见日光闪烁,火焰沸腾,不到半时,平空霹雳,即将敌城药房烧净。更生童子遍游天下,广求法术,到欧罗巴洲,遇着一位瑞典国的奇人,传他一件法宝,名曰电气鞭,“祭炼起来,迅如雷,捷如电,遇样些小,便能丧命,就是铁汉金刚、菩萨罗汉,见着这电气鞭,也无有不坏的”。安庆子炼就一物,名曰强水,性质利害,五金见了,都要消化。虽大罗神仙,遇着也要丧命。又制成磁筒,可将强水打出数十丈之外,令敌落胆。凡此种种,莫不源于西洋科学知识的传入。据有关材料,同治间徐寿主持江南机器制造局,曾试制成功镪水,其子徐建1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就中即有《电学》、《造硫强水法》等。作者从这些开始在中国传播的科学知识中汲取营养,丰富了神怪小说的内容。《平金川》后半部,神仙法术俱已退出战争,而新的科学技术仍在施展神威,可见在作者心目中,科技已经同法术划清了界线,从而开始了由神怪小说向科幻小说的过渡。

    应该指出的是,讲史与神怪因素的杂糅这种比较宽泛的提法,实际上仍不足以囊括这部小说的内涵。它先后描写了两个剑侠——十三妹与徐季直,因而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侠义小说的领地。这两个剑侠形象的塑造,又与对年羹尧的批判态度有关。年羹尧之平定金川,是正义之师,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主帅的年羹尧其人,就成了正义与真理的化身,对于他只能一味地歌颂与赞美。《平西传》最高明的一着,是它没有将正与邪,是与非,善与恶刻板地同一起来,而是采取了辩证的态度。年羹尧最可议者有二:一是挟嫌诬陷裕周,一是残酷屠戮无辜,从这个角度上讲,十三妹的为父报仇,徐季直的为民除害,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年羹尧又是正在执行正义使命的主帅,“若害了他,岂不是与朝廷作对,同金川出气?”岳钟琪劝十三妹道:“大将军杀人如草芥,心性残忍,且又跋扈不臣,日后必不能保全禄位。待他解释兵权,罢官回里,那时你去报冤,一来易于下手,二来与国家并无干涉,岂不甚美?”遂成了折衷得宜的解决办法,小说也因此给十三妹找到了一个归宿——“语在《儿女英雄传》”中,便不再枝蔓下去。汪景琪在上年羹尧书中称扬年“抚士以惠,则挟纩投醪也”,“胁从罔治,稽颖而庆更生,膏泽之润春苗也”,仿佛以上两类事件都不曾有过,但汪景琪在另一篇文章《记台吉女自缢事》中却说:“……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人,不但幕南无王廷,并无人迹。其功固亘古所未有,然其中岂无冤死者乎!”汪景琪此文作于雍正二年五月,时年羹尧方“恃上眷遇”,看来小说对于年羹尧“残忍心肠”的刻划,倒是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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