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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诗的发展历程

作者:怎缺网 发布日期:2015-1-28 15:47:35 【字号 】 浏览
    随着政权的易帜,元末一大批有成就的诗人步入了明代。其中出名的是被称作“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以及以《白燕》诗闻名的袁凯。四杰中最有成就的是高启,他被誉为“有明一代诗人之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长,无不兼长”。四杰之外,还有被称之为“闽中十子”的林鸿、高棅等人,标举盛唐,仿效各体,开了“三杨”及前、后七子的诗风。但是,明初至永乐间,被迫害致死的诗人有方孝孺、解缙、瞿佑乃至宋濂、刘基、汪广洋、杨基、张羽、徐贲等一大批,一时间诗人噤若寒蝉、诗坛窒息。于是,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应运而生,诗的舞台由民间转向宫廷,三杨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以阁臣之尊,用诗歌阿谀谄媚,粉饰太平,格律包装美观而思想苍白。不久即被世人厌弃。到成化之后,诗界酝酿着拨乱图变。茶陵(今属湖南省)李东阳起而倡导师古、宗唐,恢复比兴寄托之旨,提出“诗贵意”,“可歌可咏”的主张,并创作出大批内容实在、格调健朗的作品。他的门生、挚友数十人为之羽翼,成为上变台阁,下启前、后七子的桥梁。同时,诗坛不树旗帜、不立门户的诗人也纷然出世。例如,于谦、郭登关注民生、爱国感时的诗作;张弼讽刺现实的诗歌;沈周鲜活爽利的题画诗等等,打破了“台阁体”的“一风倒”局面,与“三杨”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
    从弘治、正德到嘉靖、隆庆,明中叶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明诗复古风靡,是最能体现明诗成就、显示明诗主要风貌的时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虽都以复古自命,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但是论诗与创作,却各辟蹊径。李梦阳的诗雄迈浩荡,以气骨胜;何景明诗谐雅清丽,以丰神胜;徐祯卿英裁矜贵,以格韵胜;其他各子也均有擅长。他们在同一理论下各有侧重,拟古而多有真性情,不失为一代诗宗,成为后七子的前导。在他们的努力下,明诗走入了极盛期。
    到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结为诗社,是为“后七子”。他们虽与前七子隔绝数十年,但声应气求,如出一辙。文人学士多奔走其门下,一时诗人辈出,有后四子、后四十子之目,高踞诗坛达四五十年之久。七子中李攀龙工律绝,俊洁响亮,足以弹压一世;王世贞博学多才,精切雅致,各体皆工;谢榛专长五律,神简气逸,沉着顿挫;其余诸子,亦皆各擅其长。在前、后七子踔厉诗坛时期,不为其诗风所动的还有杨慎、高叔嗣等。杨诗艳情丽曲,流布天下,晚年步李、杜、苏、黄,渐趋苍老;高诗则契唐本宋,冲淡蕴籍。其他如吴中诗人文征明、唐寅、祝允明等人,本以书画名世,诗亦各具风格,自成一家。
    由于七子末流趋于剿袭模拟,万篇一音,陈因生厌,因此“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狙起创“性灵说”。三袁之中宏道系中坚,他主张作诗要任性而发,直接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才是好诗、真诗。在三袁倡导下诗坛变得富有情感韵趣,新人耳目。但由于有一批作家盲目追随公安派的伪俗俚巧,使诗歌走向鄙俚,风华扫地,于是又有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起而攻之。他们主张文学创作应提倡孤怀、孤诣,反对摹古,作诗讲究苦吟,雕镂镌刻,诗风幽深孤峭,在愤世嫉俗中表现耿介高标的格调。同时,与“公安派”思想上同受李贽影响,创作上同受徐谓启迪的汤显祖,也不肯附庸袁氏风雅,而自立于文学之林,独辟门户。其他如岭南诗人区大相等,作诗讲究格律锤炼,清亮高古;闽中诗人徐熥等圭臬唐人,无割裂恒饤之习;程嘉燧等人,才力雄豪,各体均工:皆足以方轨前哲,比美昔贤。
    崇祯至南明的最后结束,是明诗的末季。面对亡国破家人民被屠的苦难,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陈子龙、夏允彝等成立的几社,两相呼应。陈子龙编《明诗选》,重新抬高前、后七子,以之与公安、竟陵派抗衡。其所作诗歌信笔直书,剖心输肝,表现忧国伤时的哀痛和愤慨激昂的情感,产生动人心魄的力量。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陈子龙、张煌言、夏完淳、瞿式耜、吴应箕、邝露、黄淳耀等。尤其陈子龙、夏完淳的诗作风格沉雄顿挫,音调慷慨悲凉,文情并茂,贯穿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英雄失路的悲哀,与宋末文天祥的作品在诗史上前后辉映,成为整个明诗的殿军。
    综观明代的诗歌,就真情实感来说,成就最大的当推明初与明末。社会的动荡,给诗人带来不幸,但丰富了诗人的生活,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同时残酷的现实,使诗人们抛弃了装点门面、为作诗而作诗的假性情,诗作直抒胸臆。而台阁体、前后七子、公安、竟陵、复社、几社等派,亦各有所长,共同铺就了明诗发展的轨迹。明诗规模如何,《全明诗》正在编纂,尚待见分晓。而钱谦益《列朝诗集》收明诗二千余家,几与全唐诗作者数目相当;朱彝尊《明诗综》收诗人三千四百多家,诗作一万六千余首;陈田《明诗纪事》收近四千家。足见明朝是“聚一代之才”,成“一代之诗”,其诗体制的完备,数量的丰富是不容置疑的,总体的数量与质量均达到可夸耀的水平。
    明诗由于受工商业发展的影响,市民意识有所抬头,明诗人中出现了重视个体自由的倾向,既肯定个人有现世享乐的权利,又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为自我丧失即心灵受束缩而悲叹。这些意识贯穿在诗歌创作中,从人的真实内心或原始本性出发,李贽倡“童心”说;汤显祖以“情”反理;袁宏道提出“性灵”说,主张诗“任性而发”;谢榛提出“性情之真”,“人不敢道,我则道之”;徐渭反对“鸟学人言”;何景明则提出“领会神情”、“不仿形迹”等等。这些学说与理论,上继唐贤,下启清人,对清代诗歌艺术的开掘起了重要作用,是古代诗歌宝库中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我们应当拨开迷雾,给它以公正、科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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