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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的特点

作者:怎缺网 发布日期:2015-1-29 16:20:45 【字号 】 浏览
    散文诗既然属于抒情文体,而且以表现主体心灵律动为其突出特色,这就决定了任何散文诗作品都以强烈的抒情性为其主导倾向。没有主体情感渗透的作品,甚至抒情意味淡薄的作品,都很难成为优秀的散文诗,或者根本不能进入散文诗畛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散文诗绝对排斥描述和议论。事实上,中外散文诗史中并不乏带有描述性和议论性的作品,而且在有些散文诗中,描述和议论的色彩还相当突出。
    众所周知,精微的细节描述是一种散文笔法。但是在散文诗中这种笔法也是要常常用到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普里什文的作品,高尔基的《海燕》和《鹰之歌》,德富芦花的一些短章,以及中国古典散文诗里的唐宋文赋、明清小品和现代散文诗中从鲁迅的《野草》到四十年代前后一些散文诗家作品,都有描述性很强的章节。在这些作品里,那些属于客体世界的人事景物往往被作家的一枝笔勾勒得细微而清晰,有时几乎臻至散文的境界。然而,它们仍然是散文诗,即本质是属于诗的。根本的原因在于散文诗中的描述不以再现客体景象为目的,而是为作品的抒情服务的。这是因为,抒情不能只是赤裸裸的倾诉,而要借助于对具体形象的描述实现主体情思和意绪的寄托、象征、暗示。这种抒情方式由于情感有所附丽,就避免了赤裸倾诉的空泛和直露,显得更加含蓄蕴藉、委宛曲包,使作品获得了足资涵咏的韵致,从而增强其审美张力。即以鲁迅的《秋夜》为例,就可看出散文诗的抒情性与描述性浑融交汇的时候,是何等的韵味深邃而悠长。在作品里,那两棵精灵似的枣树作为主体形象被生动地描绘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己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眨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这种描述充满了暗示的意味,“枣树”不再是一种果树的客观呈现,而成为历尽劫难却不屈不挠、依然无比高傲的人格象征;它无疑是抒情主体精神形象的化身,因而能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鲁迅那悲愤、倔强、对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战士情怀。因此,这里的描述也是抒情,而且是更为耐人寻味、富有审美张力的抒情,其实,《秋夜》里不止是这一段具有描述性;细审全文,可以看出它就是在描述性的文字中展开的。那“奇怪而高的天空”,那“园里的野花草”,那“夜游的恶鸟”。那扑向灯火的“小飞虫”,等等,诸多夜间的事物都被编织进作品里,形成一种艺术氛围,既给人以自然环境的切实感受,又启发人们联想到鲁迅生活于其中的那个黑暗、阴冷的社会现实,并进而触摸到鲁迅那颗充满憎恨的、忧愤而高傲的心。《秋夜》是散文诗的描述性与抒情性相互渗融的典范。在不同的作品里,这种“渗融”的情况各不相同,抒情性和描述性倚轻倚重的倾斜是常有的现象。但是,二者的交汇和互补却是共同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散文诗才能显示出浓郁的诗情韵致,从而在文体特征上有别于一般的散文。
    当然,描述性与抒情性的交汇互补在抒情性散文中也是存在的。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两种文体的界限才显得模糊不清。但是,它们还是有区别的。一般说来,描述性在这两种文体中的指归具有根本的不同:在散文诗中,如前所述,描述性乃是从属于抒情性,无论状物、写景、叙事,在在都透露着情韵,目的并不在于维妙维肖地再现客观的人事景物;而抒情性散文的描述性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为了再现客体的状貌、情态,并以妙肖逼神为其极致境界的。抒情性散文也要表现主体情思,但那往往是在客观描述基础上的联想升华,形诸文字就是“画龙点睛”、“卒章显志”这一类手法的屡有所用。它是局部的比喻性抒情,而不是整体的象征性抒情;它的抒情成分可以从文字中加以离析,而不是不着痕迹地渗透在字里行间。由于这种不同,散文诗和抒情散文也许都注重托物寄情、借景抒情的构思立意,可是后者必须忠实于客体景象,而前者却往往更重视在主体情思浸润下的象征描述,甚至不惜使客体景象变形。如鲁迅《秋夜》里对枣树等一应景物的拟人化描写。除此之外,抒情性散文的描述性更臻于绵密周致,行文间具有严谨而清晰的逻辑性——而且依据客体景象的逻辑关系展开叙写;而散文诗却只依据主体情思的演进轨迹,以十分灵活的、甚至具有极大跳跃性的笔触对客体景象进行勾勒。散文诗也有散文般的对客体景象浓墨重彩的渲染,但那是为了适应表现主体情思的需要,而不是为了逼真地再现客体。要之,客体的逻辑关系在散文诗中是无足轻重的,只有主体情思的内在逻辑始终主宰着作品的运作行程。
    理论的纯粹并不能保证实践的泾渭分明。实际上,在创作和阅读中,散文诗与散文的文体辨析都有相当的难度。但是,只要把握住上述散文诗描述性的基本特点,也就能大体判断具体作品的文体归属。“测不准”的情况是有的,可是这类作品既然具有模棱两可的文体面貌,那么无论指认其为“散文”或“散文诗”,当然都是可以的。散文诗作为与诗和散文平行发展的文体,既有其从不成熟到趋于成熟的纵向成长史,又有其界于诗和散文中间,必然横向衍化的演变,这都会带来一部分作品面目模糊的现象。对于这类作品,我以为不必在文体归属上进行绝对化的判断。
    至于议论性之于散文诗,也不应视为异质表现。正如诗是抒情的,但却允许有所议论一样(如政治抒情诗),散文诗也允许议论成分的适当介入。问题在于散文诗的议论同诗的议论一样,也必须伴随以诗情。同时在许多情况下,议论性与描述性也是纽结在一起的。这样,作品便能够获得理性深度和思辨魅力。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鲁迅的《夜颂》。在这篇杂感式的散文诗里,鲁迅以严密的逻辑推论出“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从而剥去了那张蒙在黑暗污浊现实表层的伪装,还丑恶世态以本来面目。作品基本是在议论中展开的,但是字里行间却浸满了鲁迅对丑恶世相的鄙夷、愤怒和嘲讽,犀利的解剖刀锋闪射着一股不可遏抑的激情力量。作为论据的展示,作品中还时有精彩描述,例如: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假如长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将使她碰着“没落”的命运。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缓开足的马力,吐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通观全篇,是议论,也是激情的迸发和现实情景的描绘。正因为这样,作为一篇散文诗,它不但具有情景交融的诗意境界,而且具有锐不可挡的理性穿透力,这就是议论在散文诗中发挥的作用。
    如果说在通常情况下,议论性在散文诗作品中表现为精神的统摄力和凝聚力,即以画龙点睛的形式传达作品的思想意蕴;那么在哲理散文诗里,议论性更体现于作品的肌理结构中了。有论者认为,散文诗既然是抒情文体,就不应专事于哲理的显现,好象“哲理散文诗”应被排除在散文诗之外。这种观点未免失诸偏狭。因为散文诗作为“诗”,其“诗意”可以表现为情韵,也可以表现为理趣,其审美效应在于都可以启发读者的联想和寻味,具有“意在言外”的诗美特质。正如宋诗重于说理,而仍然是“诗”一样,哲理散文诗也还是散文诗,而且其审美品位也并不略逊一筹。即以我国古典散文诗来说,刘禹锡的《陋室铭》是典型的哲理散文诗,那以优美的文字表达的理性彻悟不是令千百年来的读者击节赞赏么?另外如泰戈尔的《飞鸟集》、纪伯伦的《沙与沫》,里面有多少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哲理散文诗,都以对社会人生的睿智思考、精警见解而深化了诗的意境,从而成为散文诗里的精品。因此,应当把哲理散文诗视为散文诗中一个独特品种,不应因其肌理结构中贯穿着理性思辨而否认其为散文诗,也不能因其议论性的表现而否认其审美价值。
    总之,抒情性是散文诗的突出特征,同时它也具有描述性和议论性。三“性”的交融固然可以臻于散文诗诗美境界的极致,即使在三“性”中有所倾斜的作品,也仍然不失为散文诗的一种形态。至于孰优孰劣、孰高孰低,那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是不能以类别判定等级,一概而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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